一个视频舞女的身体日记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最近这一段时间又有很多人开始批评起余秋雨同志来了。那些批评者的文风还是象过去一样野蛮，并一如既往地在那里不懂装懂，满纸酸楚味。没啥新意，说来说去还是文革那点破事，却没有什么证据。我真有些看不惯了，想替秋雨同志说几句公道话，谈不上辩护，因为谁也没有资格对他进行审判。

记得陈逸飞还没有去世之前，我曾经对某位市领导说：北京城里有三大国宝，季羡林，钟敬文，启功。上海滩也有两大活宝，陈逸飞和余秋雨，咱们得好好保护啊。不料，话说完没几个礼拜，领导们大概还没有来得及消化我的讲话精神，陈先生就走了。当时我有点生气，我对具体负责该工作的某位同志说：下面就看余秋雨了，你得替我照料好，一是人家的身体健康，第二是人家的声誉。保护好秋雨同志，就是保护了海派文化的香火，就是守着了海派文化的最后一块砖头，这砖头可是文明的碎片啊。我说，外地人怎么骂余秋雨同志咱可能管不着，但咱们上海的同志不能这样，上海的媒体更不能在这个问题上有半点含糊。该负责同志一边认真做着笔记，一边点头哈腰：是啊，是啊，我们是应该保护好的，而且，不满您说，我们全家老小都很喜欢看他的文章的。

这样才对嘛，喜欢读秋雨同志的文章是一件好事。我从十岁就开始读他的文章，这么多年下来，对他还是很了解的。这个人是有点才华的，就写作能力而言，过去我们常常说某某某是党内的一支笔，现在这样的说法不流行了，但我可以告诉大家，自姚文元以后上海滩上能写写的也就余秋雨了，即使放眼全中国，估计也没有人敢说自己的文章写得比秋雨同志还要好。姚文元是坏蛋，但余秋雨不是。现在有很多人，特别是男同志，看到有那么多女同胞喜欢读秋雨同志的文章觉得不服气，不服气没有关系，有本事也写点象样的东西啊，也弄出几本文艺理论的大作来呀，没有。

世事总是如此，说别人容易说自己难，批评容易表扬难。我记得我在写关于张艺谋的几篇文章的时候，就曾经想写过余秋雨，因为他们两个所遭遇的世俗的压力和批评竟何其相似。他们的作品都常常被人指责为没什么深刻的思想，虚伪，造作，而且他们都毫不例外地受到了道德的批评，张艺谋是被人横着批评为崇洋媚外，余秋雨则被人竖着批评为历史罪人。有人靠骂张艺谋发财，也有人靠骂余秋雨出名。而那些没有脑子的愤青们则以骂他们俩人为时髦，我曾经对朋友说，看一个人是不是愤青，用不着问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只要问问他们对待张余二人的态度就可以了，很少有愤青是喜欢他们俩的的。

余秋雨确实很能写，而且文字功底极其扎实，风格纯正严谨，大气却不失灵动和洒脱，这可不是一般花里胡哨者所能模仿的，而是需要一些内功和天赋的。他不但能写，而且也很能说，是少有的那种在电视屏幕上能出口成章的人，在这点上，比他水平更高的，也就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了。一句句子不管有多长，不管有多少但是，最后总是能清晰地完整地表达出来，而不象某些人，也喜欢在电视上讲话，但讲出来的话往往只有主语，或者只有状语。余秋雨的文章和陈逸飞的画一样让很多人争吵不已，有许多批评者认为，陈逸飞的画只是比较逼真而已，比较“象”而已，没什么思想，不希奇，自己如果认真点画也能画的那样“象”。说这话者有点大言不惭，如果他真有陈逸飞那点画功，真能把一个东西画到象陈逸飞的画那样的逼真，也许就不会说那样愚蠢的话了。凡高的《向日葵》里有深刻的思想吗？莫奈的《睡莲》里有深刻思想吗？都没有。说自己的作品有深刻的内涵和尖锐的思想的，都是画画不好另找托词的艺术骗子。写文章的，喜欢码字的，也是如此。

我一直偷偷地想，在中国，真正能写的，有文字天赋的，其实不在文学界而是在党内。他们能把领导人的一句话放大成一篇专著，能把一个比较抽象的甚至空洞的话题，发挥的淋漓尽致。他们用词讲究，行文极其严谨，天马行空却和真的一样。譬如周扬，譬如胡乔木，甚至姚文元，如果当初他们并没有选择政治，我相信他们都能成为中国最好的文人。不要以为“四人帮”和文革的那批人都是吃素的，大家可以去查查当时北京“梁效”写作组都有哪些人？冯友兰，魏建功，周一良，他们可都是相当当的名笔啊，都是有一肚子学问的才子啊。所以，当文革上海市委能看中只有二十多岁的余秋雨，或者说余秋雨能被上面看中，就不是偶然的了，人家的文章写的确实是好，而不仅仅是因为他在政治上是如何积极要求上进的。或者，从某个角度来讲，文革期间，上面对各写作组成员的政治要求其实并算不严格，论成份，冯友兰，魏建功，周一良，哪一个家庭出身好？不都是地主资本家的后代吗？所以说，“四人帮”，文革，也不是唯觉悟论者，他们在关键的时候，关键的地方也知道惟才是举啊。

余秋雨被文革上海市委看中，在当时看来，是对一名只有二十多岁的青年的才学的肯定，但，谁也没有想到，二十多年后，这竟成了他的罪状。于是，有人批评余秋雨在文革期间写了不少见不得人的文章，也有人指责他就是“石一歌”的成员，更有人针对余秋雨否定的回音而大加喷击，说余秋雨同志不老实，不真诚，不勇敢，自己做过的事情都不敢承认，等等。持有这样批评态度的，不但有号称当时是余秋雨同事的人，也有声称是他朋友的人，更有大量的象我这个年纪的人，有的甚至比我还小，文革发生的时候他们在哪里，也许连他爸爸的精子都不知道，热情还特高涨，还特象那么回事情，好象他真的知道历史真相似的，一副正气凛然的一样，滑稽又可悲。

余秋雨在文革期间究竟干了什么？他究竟是不是“石一歌”的成员？成为了焦点。我认真地阅读了几乎所有的攻击批评余秋雨的文章和书籍，也查阅了我自己能掌握的很多第一手资料，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所有关于余秋雨文革“罪状”的证据：道听途说。我可以负责地告诉大家，余秋雨在文革期间，除了写了几篇“正常”的还稍微带点学术性的文章外，他没干过什么坏事。道理其实也很简单，稍微有点脑子的人其实也都该明白，如果余秋雨真是“石一歌”的成员，如果他在文革期间真的干过什么坏事，文革结束以后，他能做上海戏剧学院的院长吗？人民也许可以被蒙骗，但党，我们的党会允许吗？

文革结束以后，巴金先生带头说起了真话，而后，一批老作家和老学者，都不同程度地开始了自己对于文革的回忆和重新认识，其中包括象周一良先生这样的重要人物，并引发了文化界学术界对文革进行反思的一次新的热潮，在这个热潮中，余秋雨同志成为了挨批的倒霉蛋。理由很简单，别人都或多或少地说了点东西，你余秋雨同志也算是一个人物，是不是也该说点什么，写点什么啊？但余秋雨没有，因为他没有这个必要。

文革早已经被定性，我党对于文革的反思也早先于文化界而有了定论，并形成文件，不了解的，没有读过的，可以去看看，它很重要。我不知道目前文化学术界对文革新的一轮反思，想反思点什么出来，大的框框早已经有了，还能怎么样？于是，我就在想，那些叫嚣着要别人反思的，无非也就是想了解一下，在那混乱的年代里，具体是谁曾经被谁整过，怎么个整法，谁，哪个人物曾经在某个夜里参加过一次会议，当时有没有吵架而已。八卦，就象那些旁听法院开庭的杂人，最想听的不是法院的判决依据，而是一个强奸犯强奸时候的具体细节。这些细节知道了又有什么用呢？娱乐罢了。

我不否认文革的教训是深刻的，也是应该牢记的。对于象目前这样的所谓的反思，我的态度是这样的，要反思可以，但每个人都先从自己开始，从你爷爷开始，从你父亲母亲开始。不要以为文革期间挨过批的都是好人，也不要以为没有挨过批的都是坏人。我特别佩服小平同志，他在文革期间吃的苦也不少啊，但在文革结束以后却勇敢地说，对于文革，他们这批人也是有责任的。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好象也没有责令那些让他吃过苦头的小老百姓进行反思。这就是大度，大气，这才是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国家最伟大的地方，这也就是为什么邓小平能做国家领导人，而你和你的爷爷你的父亲却永远不可能成为国家主席甚至连乡长都不能胜任的原因。

我在上面的文章里说了，余秋雨在文革期间确实写了几篇“正常”的还稍微带点学术性的文章，这是事实。那么，这些文章是不是可以作为对余秋雨批评的罪状和证据呢？我想是不可以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风，这既有政治和经济的原因，也是语言自身的规律。八十年代以前，我们的文风是怎么样的一个风气，其实大家都知道。现代人看当时的文章也许会觉得好笑有趣，但谁又能保证若干年后，我们的后人看我们现在的文章是不是也会觉得好笑呢？怎么可以动不动就逼啊操啊什么的呢？没办法，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语言环境下写作和思考的。因此，要想让现在的人写文革那时那样的文章是很难的，同样，叫当时的人抛弃政治味道特别浓的文风写的象我一样下流也是不可能的。任何批评，都必须考虑到历史的因素，这是常识。

但一个自称是胡适家亲属的人跳了出来，嘲笑，攻击余秋雨当时的文章是“篡改历史、无限上纲、乱打棍子、血口喷人的大批判文章”。这位胡适后裔的文风还真有点想当年的味道，我不知道文革期间他在干吗，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还记得当时他自己是怎么写文章的。余秋雨确实写过一篇《胡适传（五四前后）》，那文章我也认真地看过，不但觉得很正常，甚至还觉得相对于当时的其他大批判文章来说，余的文章还是有一些学理性的，这对于当时只有二十多岁的一名年轻人来说是很不容易的。余在文章中说，胡适曾经逛过窑子，曾经也因为喝酒打架而被警察抓起来过，这都是事实。而余秋雨在文章中骂胡适骂的最厉害的一句话也就是说人家是“卖国贼”。看到这样的质骂，说实话，我也觉得很好笑，感觉那个年代骂别人是“卖国贼”就象现在骂别人是“傻B”一样顺溜，这有什么呢？至于余秋雨为什么现在不再骂人家胡适是“卖国贼”了，为什么还经常在一些场合表示尊敬胡适先生了，我想这不光是余秋雨作为一名文革愤青的进步，也是时代的进步，我们总不能拒绝和批评别人进步吧？

时代真的进步了，记住历史向前看才是对的。几年前的某一天，老财经大学的校门口，我在一个地摊上发现了今天贴图出来的这本书，1976年2月出版的《学习与批判—历史人物集》，我问摊主这本书多少钱，摊主说二十元，少一分都不卖。我问他，其他的旧书都只要一元两元，为何这本书要这样贵呢？摊主说：他们家的邻居，财大的某位老师讲，因为这本书里面有一篇叫余秋雨的人写的文章，所以就可以卖得贵一点。我觉得很有趣，于是也就买了下来，那文章就是我前面所说的《胡适传（五四前后）》。一本书会因为里面有某个人的一篇文章而值钱起来，我想，这大概就是知识经济时代余秋雨同志的牛逼吧。